梅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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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丈夫离去的时间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三十分，他是在回家的列车上离我而去的。

车过湖南怀化，我和儿子依然没能为他联系上氧气，我们绝望了，他也绝望了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最后一次微弱地呼吸之后就不再呼吸了，他不再希望不再坚持不再挣扎了。车窗外是湖南怀化的一片山林、水泊，我的丈夫在那里与我们分手了，他的魂魄从此飘泊在那片陌生的山水间，我的断肠也从此留在那片陌生的山水间。南方北方五千里迢迢，我不知道我的丈夫是否还能找到回家的路……

他的头微微地侧着，右边的嘴角和脸颊挂着最后吐出的泡状白色唾沫，在此之前的一个小时，他一直在大口大口地喘息，大口大口地吐着这种泡状唾沫，儿子一遍一遍地为他擦掉这些唾沫。那时，我和儿子、侄儿（我兄长的儿子，十天前他从湖北赶到昆明来帮助我们）的心都在备受煎熬，我知道那煎熬我们的油锅里沸腾着的是我们滚滚不尽的眼泪——我几乎要给那个副列车长下跪了，我说你帮我的丈夫上一瓶氧气吧，再没有氧气，他都没命了！我抓着他的衣袖，号啕着，乞求着。他说下一站是湖南怀化，是个大站，他可以帮着联系一瓶氧气，但他又执意让我与他们的站长说好，同意让他上并通知他。我问你们站长在哪儿？他说在昆明。我知道，他又一次把我的心放在油锅里煎炸了。他在我的面前竖起了一把天梯，让我攀越，可我却眩晕着瘫倒在梯下……

我绝望地回到车箱，丈夫在痛苦地挣扎，他呼吸的喘急使我想到了被浪涛抛在了沙滩上的鱼，沙滩炙热着，太阳干烤着，鱼痛苦地扭曲、蹦跳着，一把破鱼的刀扎在我的心上，鲜血淋淋啊！

我旋即又跑出去找列车长，我不想再求那位副车长。还是在上午九时，胸前别着绿色“列车长”牌证的男人曾非常痛快地答应过我，说到达贵州凯里时他帮我们上一个氧气瓶，我是看着他用对讲机通知了凯里什么人的。然而，车到凯里时，列车长又告诉我们，说没有找到四升八升十升的小氧气瓶，说医院的大氧气瓶不能上车，但他答应再联系下站湖南怀化。说话间列车就轰隆着开过了贵州凯里。过贵州凯里已到了中午，丈夫在高烧，在喘息。其实，清晨八点丈夫就已烧了起来，随行的军医、护士已在他的床头挂上各类药瓶，开始给他输液。侄儿跑来说，姑，姑夫问怎么还上不来氧气，他难受得厉害。我即刻跑回车厢，跪在他的床前，我说什么呢？我能说什么呢？大把大把的泪水滴落在他蜡黄的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