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娘

说起来惭愧，我的大学不是读过来而是混过来的。因此面对编辑的殷殷相邀我十分不安。我名义上是在读大学，其实，不是按规定的读什么，研究什么；而是按自己的选择，读了一些，研究了一些，一直混到校方宣布我毕业，我的大学生涯就画下了一个不具实质性的句号。我只盼望我的这份直白，能够获得读者的理解，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心态，而是当年我们一批青年的处境。

一九三六年，我从吉林省立女子师范的高中部毕业，面临的形势，对十六岁的我来说，是压力重重，难以分解。如果我继续在满洲上大学，只能上女子高等师范。那个年代，那个地区，大学还没对女生开禁，延续上千年的重男轻女的习俗捆缚着社会。满洲，这块被日本人侵占了的沃土，在继续忽视女人。我不想学成之后当老师（我认为当老师最没出息。这个想法很狂妄，当时确实这样认为），虽然我很敬佩我中学的老师们（他们多半来自关内的北平、天津的大学）。我总有种说不清的疑惑，我不相信那个派驻了日本管理人员的女高师会有什么新知识给我。我渴望到北平或天津去上大学，找回不是“满洲国”而是中国的感觉。可是，当时泰山压顶的政治态势，我找不出抗争之路。

从家里来说，逝去慈父的家，对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金丝笼，恪守传统妇道的继母，认为女孩儿家书读到我这个份儿上是够可以的了，她的职责是：把我嫁到名门望族的大家去，做个锦衣玉食的少奶奶，她也就算是尽到心了。这个现实，我也无可奈何。

父亲金兰之交的张鸿鹄七叔，及时引导我走出了迷津。他说服继母，更得到了父亲去世后主持我家公司业务的侯尧雪伯伯的首肯，送我们姐弟四人一律去日本上学。他的理由简单明了，不容置辩。他说：由于父亲一直不肯就任满洲中央银行副总裁的官职，和日本的关系很僵。如送子女一律去日本读书，可以使这种僵直的关系缓上一闸；上关内读大学，“满洲国”币不能与中国货币兑换，学费不好解决。“满洲国”币能与日本国币自由兑换，生活水平也相差不多，家里负担得起。他用深沉的目光盯视着我，静静地说：日本比中国先进，你们可以学到很多知识。他建议，大弟、四弟去工业学校学电机，继承父亲实业振国的遗志，我和四妹去学医或学制药，学上一门自立于世的本领。

我们的这位张鸿鹄七叔，当时是哈尔滨市的电业局长，是我心目中和父亲一样的智者。这位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的留学生，和父亲亲密得很，在我家有很高的威